方国瑜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发表时间:2018/5/30   来源:《中国教师》2018年6月刊   作者:倪萍
[导读] 方国瑜是云南史料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其中《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就是最好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从该书的撰写背景、史料来源、内容、特点、价值等方面进行阐述。

倪萍    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口学校    215600
【摘要】方国瑜是云南史料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其中《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就是最好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从该书的撰写背景、史料来源、内容、特点、价值等方面进行阐述。再现了该书是一部有关云南历史的专题著作,又是一部对云南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论述的学术专著,是云南史料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关键词】方国瑜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史料
中图分类号:G6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1672-2051 (2018)06-207-01

        方国瑜(1903—1983年),字瑞臣,纳西族,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是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他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肇”、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之父等。他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卓杰的成就。他是对云南史料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他对云南史料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广博与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他发掘亡佚方志目录,创立方志目录编纂体例,扩大了著录范围,这为云南史料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门径和方法。其中,《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就是最好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从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撰写背景、史料来源、内容、特点、价值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撰写背景
        (一)内外野心家,企图分裂云南
        云南自汉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封建史家却把云南说成“别种殊域”的“外化”之地,居心叵测的西方“汉学家”则把云南判为“中国官厅势力所不及的地区”,把南诏、大理说成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近代外国野心家,妄图侵略中国,诬蔑中国历史,制造舆论,用心异常险恶。帝国主义及反动民族主义者,歪曲中国历史不是各民族人民共同愿望、共同缔造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是以帝王征服为动力,在历史上无稳固之疆界,意图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分裂中国民族团结。为侵略者服务之历史工作者,以研究中国历史为名,任意造说,发刊大量书籍,其险恶用心最为突出。
        (二)云南历史文献资料欠缺
        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自来被反动统洽者歧视,资料既少且不真实,更有待深入分析。云南史料目录之作,前人虽已有编纂,但资料欠缺。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立遗文专目,收史志著录有关云南史事之书,略具解题,自汉迄明凡二十一种(见卷十四);惟所录甚少,且未尽确。谢肇淛《滇略》卷八《文略》中、刘文征《滇志》卷十八《艺文志》中,亦有专目,稍作增补。康熙、雍正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亦然,而大都简陋,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乾隆间,倪蜕作《滇小记》,有滇云记载及滇云人士诗文集两条,所录之诗文集较多,记载之书则甚少。
        (三)方国瑜对史料目录有夯实的功底
        先生从1934年秋到南京时,为打好基础,致力于书名、地名、人名、年代等问题,随时扎记,积久渐多。1935年去滇西边区考查,次年9月任教于云南大学,授课之余,继续收录有关问题的资料。后来参加编纂《云南通志》,所担任的题目主要也在这几方面,稍具基本知识。研究历史科学要阐明本质,而要探索历史真象,必须狠抓基础,才能有所成就。
        (四)视力衰退,奋笔疾书,完成论稿
        先生自1962年秋,视力衰退,不断发展,至1971年冬已很严重,次年出外就医,病在视网膜血管硬化,脉胳变质,以至视力模糊。医生诊断认为无法挽回,且要继续恶化。在两年多的时间,由于视力不断衰退,工作越来越迟钝;但先生未曾一日因病卧床,坚持伏案工作,写成约一百万字的稿子。1974年9月初,因长期胃溃疡,病大发作,出血过多,不省人事,奄奄一息,及时切除胃四分之三,调理四个月痊愈,勉力工作改造此稿。
        二、《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史料来源
        (一)前人著述
        云南史料目录之作,前人已有编纂,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立遗文专目,收史志著录有关云南史事之书。又有乡人著述专目,收五十八种(见卷十五),多为明人所作。自后,谢肇淛《滇略》卷八《文略》中、刘文征《滇志》卷十八《艺文志》中,亦有专目。康熙、雍正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亦然。乾隆间,倪蜕作《滇小记》,有滇云记载及滇云人士诗文集两条。至道光年编纂之《云南通志·艺文志》,光绪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依之,近世有李小缘撰《云南书目》(1937年排刷,未发行)。方树梅先生致力于云南文献,经历二十余年搜访,编撰《云南艺文考》,哀然成峡,已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凡十卷(卷七十一至八十)。其中,滇人著述之书八卷,记载滇事之书二卷,所著录滇人著述经、史、子、集四部,凡一千四百六十余种,已称详备。在1944年先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排印,题为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以广流传。
        (二)方国瑜先生的积累
        先生多年留心记载滇事之书,自1934年秋,专攻科目倾向云南史地之学,时所知云南史料甚少,经年浏览所及,读一书或一篇,记其概要,时有增改,积之渐多。后四年,承耀仙先生赠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置头随时翻阅。目寻书,颇得益处,乃多所评论,扎记为卡片,择要写专篇,积稿渐多,至1957年,将全部编次,成《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一书,刻写油印,分装二册,作为课堂教学参考之用。但这份草稿,大都繁琐,流于形式,脱离历史实际、脱离现实要求,堆积一些资料,没有大用。1960年后修改此稿,经过几个朋友提供意见。到1965年改补过半,所有批记、贴条、夹纸、凌乱已甚,束作一捆。虽资料较充实,而仍前人题跋之旧,有待改造也。



        (三)文物资料
        云南史料中的文物资料,前人著录多着重在金石文字,元、明以来的地理志书之古迹、冢墓及山川诸目中,略有记载,或于“艺文志”中载碑版文字,明嘉靖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所录有《云南碑刻》,清乾隆间王昶所作的《金石萃编》中有南诏、大理金石专卷,录文并题跋。后阮福作的《滇南金录》一书,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以金石为副卷二卷,著录汉至宋金石文字及所知题跋,粗具规模。近世袁嘉谷拟作的《云南金石萃编》,仅成卷一(《孟孝琚碑题跋》),已付印。李根源先生所得云南碑刻拓片最多,合以见于记载者,编成《云南金石目略初编》一书(1935年排印),又作《续稿》(未印)。该书自汉至宋有超出《云南通志》金石目之外者,且增明清时期碑目,共二千三百余种,为云南金石目之最丰富者。先生1940年编纂《云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自撰跋文,编成前期五卷,已收入《新纂云南通志》,所收金石文物资料较前人更加完备。先生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不少增补,其最大特色是充分吸收和利用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考古发掘及民族调查的科学成果,因而《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资料部分,也是超迈前人的力作。
        三、《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内容
        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共3册,100余万字,收录云南西汉至清代的历史资料800余种,以书为主,兼及专篇专条。全书分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两大部分:各时期之撰述为文献资料,各时期之实体及原件为文物资料。对佚书,博引旧籍,凡所见到,均为抉出,许多佚书藉此得传。每一目下,结合史实叙述源流,评析优劣。该书各卷中的细目并非以内容分类,而是以外部特征作为分类标准,目录中的“文物”,是按载体类型排列的,大抵包含了碑记、刻石、印谱、舆图、档案、图画之属,属于当代图书馆藏品中的特种文献。在“文献”部分中,时序以下以文献体裁或文献形式分类,如纪传之属、地理志之属、编年史之属、案牍辞章之属、地方风土志之属、旅程记之属、诗文集之属、杂纂杂录之属等。
        1、分卷及分类。此稿所收云南历史资料,按其形式分作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两部分 ,各时期之撰述为文献资料,凡五卷;各时期之实物为文物资料,亦五卷。各卷中以内容分类,又以时序著录名目,其大体已具于书端之目录中,以供查阅,不免有不适当者。
        2、著录。自来著作目录之书,有历史家书目,有收藏家书目,有鉴赏家书目,有读书家书目,各有要求;此稿以读书要求为主结合各家,求其完备。唯非有闻必录,或举例已足,或无大重要;如明、清滇人诗文集,所知约一千种,只收数种以概其余。
        3、概说。著录文献、文物名目,略作说明,前人之作,有称叙录、解题、提要、题记、题跋、概论等,今称“概说”,意为大概说说,不计详略,不拘一格,结合史事,发抒意见,其主要则有二事:一为史料之来源,一为史料之应用。批判的研究史料,要从说明史料来源问题入手,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环境与撰人之活动,而后确定史料之历史意义,阐明历史实际。其来源过程,有在史料本身已说明,亦有未具,则当多作考究,兹举较重要者。
        四、《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特点
        先生整理史料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一是中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一个问题与中国史、人类史有共同之处,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因云南地处中国边陲,后一个问题就显得特别的突出和重要,也是先生特别重视德。云南自汉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封建史家却把云南说成“别种殊域”的“外化”之地,居心叵测的西方“汉学家”则把云南判为“中国官厅势力所不及的地区”,把南诏、大理说成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针对这些议论,方国瑜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考证,雄辩的证明:秦在云南开道、置吏,汉在云南广置郡县,云南早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方国瑜根据文献与文物资料,反复强调,自秦汉以来,云南即为中国整体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尽管有时不受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但是云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仍是紧密的,这个本质并不以各时期政权形式的差异而稍有改变。这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这一观点不仅贯穿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书,这说明,先生并非仅仅着眼于整理史料,且更通过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进而揭示历史真相,回答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五、《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价值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先生的集大成之作。其在方志目录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方志目录编纂体例的创立。府州县之次序,山川志附于所在州县之后。有关于原书之制和其内容如何,加以评述,并深入考证作者生平、成书时间、资料来源、流传、版本等问题,这对云南地方志的研究和整理具有指导作用。此外,先生改变了以地区分块的方志目录著录方式,而是以时代著录的形式分块,这有利于反映各时代方志编撰的学术状况。另外,先生对各时代一地多次编修且书名相同的府州县志只出一个书名,在其后说明历次编修或刊刻的情况。这能更好地反映各部志书的发展源流,真正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为云南方志目录的编撰开创了新体例。二是著录范围的确立。《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著录的云南地方志,包括了纪传体中的地理志、全国总志中的云南地方志、云南地方志、图谱、图志、亡佚地方志、专志诸方面的著述,确立了云南地方志目录著录的范围。三是为研究云南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门径。将亡佚的方志书目找出,并梳理方志目录,为研究云南方志发展源流提供了更广阔的门径,为云南方志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先生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著录自西汉至清代的云南史料800余目,按其形式分为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所录文献资料以记载云南史事为主,兼及专篇专条,无关史事的记载,如诗文集等,书中仅录数种,以为示例,以概其余。至于文物资料,前人著录多着重于金石文字,该书在前人著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利用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的科学成果,扩大了资料的范围,每一目下都有详细的提要,介绍史料的出处和内容,罗列前人的论述,并附作者本人的意见,该书不仅说“书”,而且说“史”。不仅注意对史料本身的考核,而且结合史料所记载的历史事实进行论述,阐明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因此,这是一部有关云南历史的专题著作,又是一部对云南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论述的学术专著,是云南史料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参考文献:
[1]吴丰培著、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M],析出文献《方国瑜和他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未刊稿,写于1985年.
[2] 方福祺:《方国瑜传》[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李友仁:《云南地方文献概说》[M],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4] 张晓梅:《方国瑜对古代云南地方志目录的研究》[J],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5]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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