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中日两国观念文化的差异

发表时间:2018/6/22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6月上   作者:孟千千
[导读] 本文以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作品《菊与刀》为切入点,在了解日本民族观念文化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试图找出两国在观念文化方面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研究将是我们顺利进行中日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前提。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摘要:本文以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作品《菊与刀》为切入点,在了解日本民族观念文化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试图找出两国在观念文化方面的差异,对这些差异的研究将是我们顺利进行中日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前提。
关键词:中日对比;观念文化;《菊与刀》
 
        1.前言
        《菊与刀》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亟需制定对日战后政策,政府动员各方面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这本著作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完成的。“菊”是日本皇家的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它反映出日本民族双重的矛盾性格,即爱美又黩武、崇尚礼节又好斗、喜欢新事物又一味固守、绝对服从又不驯服。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也有一些反对声音,毕竟作者是在当时战时情况下了解日本的,研究对象和参考资料都不全面,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参考价值很高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2.中日两国面子文化差异
        在一个世纪前,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素质》,在这本书中他把爱面子列为中国人的首要特征,他认为中国人较多注重形式,这是一种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是做戏的表现。人们把每件事当作一个施展舞台,自己是舞台中央的人物,台下的关注与掌声是最好的回应,这样才能够说明我们的自我角色得到了满足。中国人集体意识很强,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生活和工作所处的大环境中也靠面子来支撑。
        日本也是重面子的民族,企业家不会在员工面前透漏资产赤字与公司破产;老师不会在学生面前显露专业方面的无知,他们解决办法是不断学习改变困境。日本人们极力维护自己的名誉,出于礼节人们也不会当众指出别人的不足,不会直接否定别人的观点。这与他们耻辱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人重视礼仪规范的同时,更突出的是一种耻辱感,而中国人的耻辱感就弱一些。大多数中国人具有高度的外表尊严,而内在尊严较低。日本则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日本人在普通小事上也常会说对不起,而中国人似乎只有犯了大错误时才会说这三个字,有时人们碍于面子不肯轻易认错。在集体意识上,日本人的集体意识范围要大于中国人,他们所说的集体通常指整个社会,在中国人们所指的集体大多是自己生活的圈子。
        中国和日本都碍于面子,遵守礼节,追求和谐。两个国家相似的是一般不直截说出一些事,也不会直接拒绝别人,即使拒绝也是通过委婉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日本比中国发挥的更加明显。对于不满意的事,中国人在一些情况下会直接表达出来,而日本人不会,他们先是表示同意,再用和缓的方式解决。
        3.中日两国耻辱感文化差异
        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耻辱感文化是儒家学派“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自身提倡吾日三省吾身、不耻下问、知耻而后勇;对统治者他提出要用礼制来教化百姓,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羞耻,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中国的传统耻辱文化中,一个人努力修行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名誉,而是一种内在品行的本质要求。
        与中国耻辱感文化不同,日本的耻辱感文化多与名誉联系在一起,日本人特别注意社会上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作者在《菊与刀》中写到:“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尊敬的必要条件”。在作者笔下日本国民在乎自尊、名誉,害怕失败、被耻笑,即使是失败也不能暴露丑态。一个人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得到家庭的尊重,如果他在外名誉遭到破坏,家庭也会远离他而去。作者认为在日本人的生活准则中,耻辱感占有最高地位,日本人在采取具体行动时,并不以内心的善恶标准为准则,而是以一种外界存在的自上而下的行为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谨慎地做好每一步。
        中国人的耻辱感来自于内心自省,日本人的耻辱感来自于他律和外界的约束。在日本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在众人面前被揭穿和耻笑,若这件事没有被他人知道,也就不会有特别强烈的耻辱感。


而在我国不管有没有他人在场,只要做了不合乎道德规范的事,耻辱之心就会一直伴随。中国的“耻”来自于内心道德不安,是道德底线的破坏;日本的“耻”并不关乎道德,而是关乎社会外界的评价或是来自他人的非议。
        4.中日两国对忠的不同理解
        在我国儒家文化中,“仁爱”是一切道德的前提,不仅作用于个人生活,也适用于君王治理国家。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孟子发扬孔子的观点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对臣子、人民实行仁政,君王就能受到爱戴,大臣与人民也会忠于君王。如果君王不实行仁政,人们可能会起义推翻他,所以在中国人们对上级的忠是有条件的。我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朝代多次改换,而在日本历史上,却几乎没有见过大规模改朝换代的战争,一直是天皇高高在上统领全国。
        天皇是日本人民的效忠对象,虽然天皇并没有掌握国家实权,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天皇的绝对忠诚。正如作者在书中写的那样“日本的天皇是本国的国民象征,是国民宗教的中心,甚至是超过宗教的信仰对象”。二战期间,天皇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让士兵一直战斗直至死亡也不妥协,也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人民承认战败,天皇投降后不会受到谴责,日本人民对外来者的态度也会因天皇的旨意发生大改变。
        日本民族效忠天皇程度与中国古代人们忠于帝王的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并不认为忠就是无条件的顺从。同样的一句话“臣事君以忠”,在中国被理解为臣子不能欺君犯上,要保持忠心,而在日本却被解释为家臣要随时为主君奉献甚至献出生命。
        5.中日两国对孝的不同理解
        我们一直宣扬“百善孝为先”,但中国人的“孝”是有条件的,父母对子女仁爱,子女就要对父母尽孝道。如果父母并没有尽到仁爱的责任,子女可以拒绝向父母尽孝。在中国,一个人尽孝道不仅是对父母,对自己的宗族甚至是对遥远的世系也要尽孝道。每当祭祀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祭拜自己的祖先,还要向祖先所繁衍出来的数千万祖宗排位行礼致祭。
        在日本,子女对父母的顺从深入到骨髓,特别是对父亲,父亲没有同意的事不能付诸实践,即使这个父亲是不值得尊敬的。日本人讲究的“孝道”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家庭内部,一般是自己的父母,再远一些包括祖父、伯父、伯祖父极其后裔,他们并不需要向自己所属的庞大宗族尽孝。在祭祀时,佛坛上供奉的只是几个最近去世亲属的牌位,曾祖父,曾祖母灵牌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模糊也不需重新刻写,三代之前的墓地甚至会被人们遗忘。
        日本人把孝看作是偿还债务的报恩行为,这是一种恩情。这种恩情必须偿还且是终身的。在《菊与刀》中,作者认为这种恩情在日本人心中就像是一个必须签字的合同,合同自孩子出生起便生效。作者还把这种孝道比作是人际关系中的金钱债务,类似美国人应付的账单或应偿还的贷款利息,在这背后有强大的约束力支撑,那便是报恩。
        6.结语
        日本和我们在某些观念文化上是很相像的,如我们都爱面子,有耻辱感,都尊崇孝道,但这种根深蒂固在人们头脑中的深层次思想文化还是有差异的。直接深入实地长期了解日本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所以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从典籍中寻找论据。《菊与刀》这本著作虽然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写的,但在当今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对我们研究中日观念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交际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8(9).
[3]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地位[J].国际论坛.2003.

作者简介:孟千千(1995年3月—),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黑龙江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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